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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敦煌遗书研究境界

发布时间:2020-08-10 发稿人: 点击数:
孙美娟 中国社会科学网 7月24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敦煌学研究涌现出不少标志性成果。但是,敦煌遗书的整理与研究过程中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如何吸收既有成果、深入挖掘其学术资源依然为学界所关注。

整理刊布大量资料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敦煌学界在敦煌遗书整理方面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敦煌遗书资料大量刊布,包括《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等敦煌遗书图版的系统影印刊布,给读者带来了极大便利,大大推进了敦煌遗书整理工作。另一方面,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敦煌遗书整理著作。如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等,使我国在敦煌学研究的大多数领域站在了世界前列。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方广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对敦煌遗书的文献、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文物方面的研究还显得薄弱。这是由于文献、文字研究可以依据图版进行,而文物研究必须大量查核、比对原件,而收藏单位都把敦煌遗书作为特藏,对查看原件有种种限制,制约了敦煌遗书文物的研究。就文献研究价值而言,敦煌遗书是佛教寺院藏品,佛教典籍约占总量的90%。但我国敦煌遗书研究最早主要由历史、文学与文字领域的学者开创,因此在敦煌遗书研究中,历史、文学、文字的研究成果要多于宗教研究的成果。由于西北是民族杂居地区,敦煌遗书中亦有不少非汉文遗书,这些年来民族研究的成果也颇为可观。但总的来说,敦煌遗书中的宗教学研究仍显滞后。

21世纪初以来,我国在敦煌遗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看来,这主要得益于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及我国国内各收藏机构所藏敦煌遗书的相继公刊。过去,我国敦煌遗书的研究常常受制于国外学术界研究的进展,尤其是早期的研究,往往取决于国外学术界公布的文献,这就直接导致我国敦煌遗书的研究滞后于国外,也形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况。如今,敦煌遗书的大量刊布,势必全面推进国内外敦煌遗书研究的快速发展。

威尼斯正版官方网站教授钟书林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遗书整理与研究的主要特征。第一,按文类加以整理。这是20世纪90年代敦煌遗书整理的主要特色。先后涌现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敦煌碑铭赞辑释》《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敦煌变文校注》等。进入21世纪后又有《全敦煌诗》《敦煌小说合集》《敦煌文研究与校注》等面世。第二,按敦煌遗书的馆藏地加以整理。英国收藏的敦煌遗书整理,有郝春文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按英藏编号顺序整理,目前已出版了15卷。第三,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汇校整理。目前,张涌泉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已经出版,史、子、集三部还在整理中。

出现碎片化倾向

“由于历史原因,敦煌遗书散藏在世界各地,甚至一件遗书有可能被撕成几段,分藏在不同的国家或单位,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囊括全世界所有敦煌遗书的总目录。这给敦煌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扰,也是敦煌遗书研究中出现大量重复劳动的重要原因。”方广锠告诉记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1984年开始致力于编写《世界敦煌遗书总目录》,至今已坚持了30多年,目的就是要给全球的敦煌学者提供一个平台。

针对目前敦煌遗书整理研究中存在的现实困境,钟书林总结了四个方面。第一,目前出版的敦煌遗书整理成果,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是时代条件限制的客观因素,有些是人为的主观因素。第二,在敦煌遗书整理上缺乏统一策划、分工协作。据统计,敦煌遗书共有6万多卷,面对如此庞大而丰富的资源,任何机构或整理者都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对其进行全面彻底的整理。因此,以往不同形式的敦煌遗书整理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性劳动,造成了学术资源、学术精力的浪费。第三,敦煌遗书分散于世界各地,找寻不易。第四,部分敦煌遗书的整理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一些学者在引用或参考已有敦煌遗书整理成果时,使用不够规范,容易让人误解这些作品文本是他们首次发现并整理的,这一现象挫伤了一些敦煌遗书整理者的积极性。

杨富学认为,敦煌遗书研究本身具有残破、不成系统的特殊性,再加上某些研究者认识上的偏颇,导致今天的敦煌遗书研究出现了严重的碎片化倾向。选题狭小,缺乏学术价值;知识面狭窄,专业分工过细,导致研究出成果难,出高水平的成果更难,而且容易出现缺漏与失误;有些研究者出版了不少著作,研究范围表面看起来很宽泛,涵盖历史学、文献学、文学甚至石窟艺术方面,但缺乏内在联系,虽然有些领域有一定深度,但多数选题浅尝辄止。

深挖文书内涵

关于敦煌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学界已在多方面取得了大量重要成果,这既为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宝玉表示,今后我们在选择研究对象、调整研究方法等方面,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对敦煌文书的深度整理与深入研究。比较可行的方法之一,是在认真学习前贤相关论著的基础上,以文本细读等方式,深挖文书内涵,充分发掘不同文书之间及敦煌文书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关联。先将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做深做细,再将有关的个案研究整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逐步扩大研究范围,以期取得更具宏观意义的研究成果。相信未来我国敦煌学研究必将步入更加辉煌的时代,敦煌文书这一异常珍贵的文化宝藏也将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钟书林提出,在未来敦煌遗书的整理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借鉴先进技术手段,运用高清的敦煌遗书图片优势,打造高质量精品,还应将一些学术成果及时转化,面向社会,服务大众。同时,要精心培育一批高水平人才,产出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敦煌遗书涉及面广,内容驳杂,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集思广益,才能使整理成果达到最优。尤其是敦煌遗书整理工作者要加强与数据信息技术工作者的合作,促进敦煌遗书整理研究成果的数据转化,加强知识图谱构建。此外,尊重和保护敦煌遗书整理研究的成果,加强相关知识产权保护也十分重要。

对于未来敦煌遗书研究工作,在方广锠看来,目录是研究导航,缺少一个总目录,始终是敦煌遗书研究的短板。这个短板补得越早,对敦煌遗书研究的推动作用越大。此外,借助敦煌遗书建立“写本学”,依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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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宗悦  排版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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